▲愛滋感染者只要穩定服藥就不需要特別隔離，但監所法令對於HIV受刑人採一律隔離，阻礙他們未來復歸社會之路。（圖／視覺中國）
歷經2015年高雄大寮監獄事件，2016年新政府上台，以及2017年司法改革國是會議後，監所工資、累進處遇制度等受刑人基本人權問題又再度浮上檯面。
2018年6月，矯正署已經將受刑人的基本生活費基準提高到3000元，但目前普通受刑人的作業收入依舊月領不到500元。在低薪的監所環境，鮮少有人能不靠親友接濟下過活。制度使他們不得不依賴政府救濟，最後難免陷入心理層面的自我否定，或是社會觀感與經濟動能上的負向循環。
HIV受刑人月領少於60元勞作金 不做心酸寧可休息
HIV受刑人，沒有工場、沒有桌椅，卡在逼不得已的「超收問題」，要推動「一人一床」窒礙難行，因為床一擺，人就塞不下。
以桃園監獄為例，目前約有102位HIV受刑人，長期以來都在舍房作業，每日只能窩在地板上摺紙壽衣、分裝、從事紙錢包裝等作業內容，一天只能做兩小時，換算下來一個月領不到60元，一整年也存不到1000元（可換算成10包香菸、看6次健保門診、一條棉被或是兩三件衛生衣）。因為工資低落，很多HIV受刑人認為，「一天只作業兩小時其實很好，其他時間看看書也是可以度過一天，與其一天累死做滿8小時，也沒多賺多少錢」。但從作業的角度來看，多一頂床架也就多了一張大桌子，可以運用在舍房勞作課程上，作業時間更能彈性拉長，作業項目的難度、產業類別及品項等也能有所升級。
隔離無助防疫 阻礙受刑人復歸社會
HIV受刑人可以擔任舍房的服務員，但不能在炊場煮飯、百貨部送貨、衛生科送藥、清潔隊打掃、營繕隊維修，也無法參與中央台、教化科、調查科，或者名籍股等文書工作。
監所的收容門檻存在雙重標準，急性HCV及HBV與HIV都屬於「第三類法定傳染病」，但帶原B肝、C肝的受刑人並不會在監獄中遭到特殊對待，然而感染HIV的受刑人卻要一律隔離。
社會上，對愛滋感染者的職業普遍已經不受限，例如餐飲業、美容業，以及所有公職人員、國營事業等任職考試都已開放，明定不得將愛滋檢驗放入體檢項目中。但反觀監所實務，HIV受刑人參與「視同作業」、「日間外出戒護作業」或「日間外出自主作業」，卻還是受到諸多法令上的限制。
現行「受刑人監外作業實施辦法」之生理標準，從「身體強健適於監外作業者」（1996年），稍稍放寬成「健康情形適於監外作業」（2017年）。但2017年監察院高鳳仙委員針對延遲愛滋通報隔離的過失提出糾正案，使HIV受刑人的處境雪上加霜。不禁讓人反思，一昧的隔離是否有助於防疫，或只是阻礙受刑人復歸社會之路。
長期以來，衛福部疾管署依照社會接納程度與醫藥治療效果，教育民眾「與感染者生活並不會感染愛滋」、「沒有感染者不能做的工作」，但法務部矯正署的監所法令對於HIV感染者的隔離限制，長期並未有通盤且相對應的調整。未來HIV勞動作業上的限制是否能放寬？科學醫藥與法律管理如何平衡？都值得獄政改革相關專家及學者們與公衛醫療學者詳加思索。
解決監所愛滋障礙 有賴第一線人員態度
1995年，何大一團隊創立雞尾酒療法有效控制愛滋病毒，之後數年國際科學家經過長期追蹤調查後證明，感染者穩定服藥控制病毒量，就算直接跟伴侶發生多次親密性行為也無法傳染HIV。
現在戒護提帶HIV被告收容人時，都要再多附上一張「危險人員通報單」交給出庭的法警，「危險事由」純粹只是因為HIV。第一線戒護管理員們都知道暴露感染風險後，可服用預防性投藥（PEP），但很多內心焦慮的戒護人員，尤其是20、30年前曾歷經愛滋治療尚未明朗化者，對於愛滋絕症的恐慌根深蒂固。
曾有位HIV受刑人阿聰（化名），因為臉部的脂肪瘤腫大威脅到視力，由衛生科安排戒護外醫，醫院上午診的醫生看了電腦雲端藥歷系統後，發現阿聰HIV的身分，建議他改掛下午診。下午診的醫生問診後想了一下，沒有做任何抽血評估，又詢問了阿聰刑期，得知他4個月後即將出監，於是順水推舟的建議他「出監後再說」。阿聰只好托著臉上腫脹的脂肪瘤，納悶地回來繼續服刑。看似醫療進步、人權開放的現今台灣社會，這樣的例子依舊經常發生，即便具備高專業知識的醫療人員也是如此。
面對困境，HIV受刑人都期盼政府帶頭解決，釐清跟HIV感染者生活不會有問題。就讓我們從「監所示範」做起，可行的關鍵在於讓「90％以上的感染者知道自己的健康狀況」，讓「90％以上的感染者能服藥穩定治療」，讓「90％以上服藥的感染者成功達測不到病毒量」，超過7成以上的HIV受刑人只要穩定服藥就不需要特別隔離，他們可以享有與一般受刑人相同的處遇對待。
報導來源：ETNEWS新聞雲【原文網址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