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同婚判決敗訴】2年人權空窗期只為看見彩紅綻放的永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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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敏（右）、林于立（中）等30對同志伴侶曾到戶政機關登記結婚結果遭拒，這次判決後，未來同志恐又會碰到「收件後再駁回」的鬼打牆場面。（伴侶盟提供）

此案的審判長法官黃本仁在開庭宣判後，還特別對著同志伴侶的委任律師、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律師團說聲「不好意思」，他並告訴律師團，因為大法官釋憲給了立法機關2年的期限修法，目前也還沒完成修法，「若你們2年後再來打這個官司，結果就不一樣了。」讓律師團成員哭笑不得。

律師團認為，若2年後真的完成修法，戶政機關當然不能再拒絕結婚登記，但在同婚修法停滯的當下，許多想結婚而不能真正登記的同志，卻仍處於「人權的空窗期」，無法享有法律「配偶」身分的保障，這點才是同志力爭必須立即允許結婚登記的原因。

此案經過再上訴，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宣判，方、林2人「部分勝訴，部分敗訴」。勝訴的部分在於戶政事務所拒絕結婚登記「違憲」，須撤銷當初的處分；敗訴的地方則在於，法院駁回同婚方要求准許同志立即結婚登記。

法院認為，戶政事務所在這段修法期間，可先進行「同性伴侶之登記」（即同性伴侶註記），是可以防阻「同性婚姻」被汙名化的最基本方法。

2017年5月24日，大法官判定現行《民法》使同性間不能成立法律上婚姻關係「違憲」，若此次判決讓方敏、糖糖能立即結婚，無疑讓台灣婚姻平權運動更邁進。（資料照片／陳品佑攝影）

與一審認定不同的是，一審認為民法婚姻未規範同性婚姻屬立法漏洞，但二審認定不是漏洞。二審指出，目前民法婚姻制度的設計未涵蓋同性二人，是立法者「有意」未列於立法計畫，這個「規範不足」的情形不是法律漏洞，因此，行政法院在個案的適用時，沒有填補空間，基於上訴理由，判定此案敗訴。

對於法院判決，反同團體幸福盟家長代表曾獻瑩對此「表示肯定」，強調婚姻家庭從來都是一夫一妻，若要改變定義就必須要交付全民公投。

法院兩面討好中央地方續踢皮球

第2對伴侶梁宗慧、朱姵諠於加拿大登記結婚，2014年回台後向戶政機關登記結婚，不過遭到拒絕。2人不服，提出行政訴訟，要求戶政機關讓她們直接登記結婚。不過遭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以「無法律依據可直接命令戶政機關受理同婚登記」為由駁回，判梁、朱兩人敗訴。梁、朱不服，提起上訴，最高行政法院於2018年12月6日駁回上訴，仍判兩人敗訴，全案定讞。

第3起同婚判決敗訴的則是婚姻平權大平台總召呂欣潔與陳凌。呂、陳於2014年8月申請登記結婚遭戶政機關拒絕，2人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訴請撤銷訴願及准許立即登記結婚。2018年1月4日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撤銷戶政所原處分，但駁回即刻結婚的訴求，可上訴。

當呂、陳2014年登記結婚遭拒後，她們並未默默接受，2015年11月1日呂欣潔、陳凌在信義區博愛國小廣場封街宴客。當時呂欣潔表示，以傳統婚禮的形式辦桌結婚，就是要告訴大家，同志成家和一般人結婚沒有不同，並期待能有個被法律承認的婚姻。

2018年11月8日，在第1對「方、林」同婚行政訴訟案宣判後，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要求，當初拒絕同婚登記的戶政機關必須撤銷原處分，但同時又未允許同志可以立即結婚登記。回應此判決，中央、地方互踢皮球，台北市政府民政局稱已去函內政部詢問「後續怎麼做」，內政部則回，要等「案子最後定讞再說」。

北市府民政局官員接受《上報》採訪時坦言，這次法院的判決可以說是「兩面討好」，完全沒有解決問題；一方面要戶政機關撤銷原處分，但又不准立即登記，「這讓卡在中間、第一線執行業務的戶政事務所很困擾！」

同性伴侶前往戶政登記結婚遭拒，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，要戶政機關撤銷原處分，又不准立即登記，讓戶政機關左右為難。 (圖片取自台北市中正區戶政事務所）

未來若有同志來辦理結婚登記，戶政機關可能只好「先收件」，但依法，戶政機關又不能積壓公文，一般而言須在6天內回覆，否則就是行政疏失；因此，即便明知拒絕同性結婚登記是違憲，但在內政部更改戶政系統、做出新函釋或完成修法以前，「我們最後也只好在6天內再駁回結婚登記的申請。」

不過，當初大法官釋憲，釋憲聲請人之一的除了同志祁家威，另一個正是北市府，而釋憲結果已認定拒絕同婚違憲；因此，包括伴侶盟在內的同志團體都認為，明知拒絕同志結婚登記違憲的北市府，此時應該拿出魄力，直接准許同性伴侶結婚登記，不該再因行政怠惰與猶疑，讓更多的悲劇再發生。

法院不該等的理由

擔任此案專家鑑定人的台大國發所教授劉靜怡表示，釋字第748號的違憲宣告方式，並不是「定期失效」，而是「限期立法」加上「合憲性適用」模式。

換言之，針對現行未保障同婚的法律狀態，並非2年後「才失效」，而是「改正期間最多只有2年」。因此，在釋憲之後的2年內，若同性要求結婚登記，因為合乎釋憲意旨，「行政機關僅能准予登記，並無裁量空間可言。」

劉靜怡主張，「限期立法」頂多可解釋成是身為「憲法守護者」的大法官，基於溫和立場而「恩賜」給立法者的「改過機會」，但並不是要對希望結婚的相同性別者，「外加2年的權利不受保護（侵害）期間」，也不是要強迫有收養、繼承或醫療等衍生自婚姻地位相關急切需求的同志，因行政機關不作為，而繼續處於悲慘無援的境地中，長達2年之久。

「司法權不該放任保護不足的狀態繼續延長！」她並對法官喊話，行政法院此時的介入，是糾正行政機關原處分在釋憲後的「違法違憲」狀態，這正是法院的基本任務，「法院應該積極發揮其填補法律秩序真空，矯正違憲狀態的實質救濟功能。」

同婚修法進度緩慢，讓同志伴侶的配偶權益持續受侵害，伴侶盟主張應立刻允許同志登記結婚才符合釋憲精神。（資料照片／李昆翰攝）

有些人，真的等不到那一天

大法官既已宣告禁止同婚違憲，並給了立法機關2年期限修法，為何同志等不了2年，非得現在打訴訟、力爭「立即登記結婚」？小安與傑克（化名）的故事，或許可以找到答案。

小安與傑克是一對台灣的男同志伴侶，多年來跟著「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」一起推動LGBTQ權益。2017年8月底，他倆相邀到西班牙旅遊，未料小安不慎溺水，腦部受了重傷，在當地緊急送醫後，家人不在身邊的小安，卻無法由傑克代為辦理醫院的手續。

事實上，相識了10多年的小安與傑克，幾年前已在台灣自行舉辦婚禮，他們互許承諾，要成為彼此的依靠，但礙於法律遲未允許他們結婚登記，至今他們仍是「有實無名」的「地下配偶」。

即便西班牙2005年已允許同婚，但傑克眼看伴侶深陷險境，卻拿不出足以證明自己是「配偶」的法律文件，最後花了很大力氣、耗費了急救的黃金時間，才順利完成就醫、出院等一連串手續。

「同婚釋憲過了，他們本來很開心，想說只要再等2年就好！」伴侶盟理事長、也是這次同婚登記行政訴訟案律師的許秀雯，談起這對曾經一起並肩打拚的伴侶，萬分無奈地說，「當身分關係不被法律承認，即便是互相認定是配偶的同性伴侶，遇到危急狀況一樣愛莫能助。」

同婚釋憲雖然已通過，但在修法兩年過度期間，不具法定「配偶」身分的同性伴侶，在醫療實務上仍然很容易造成糾紛。（資料照片／李昆翰攝）

以醫療權益為例，衛生福利部2017年6月宣布，將修改「手術同意書及麻醉同意書格式」，未來同意書簽署的「關係人（同居、伴侶）」，將清楚註明伴侶是「不分性別」，讓同志伴侶也可簽署手術或麻醉同意書。

然而，根據《醫療法》第63、64條，醫療機構實施手術、侵入性檢查或治療，應向病人或其法定代理人、配偶、親屬或關係人說明相關內容，並經其同意後，簽具同意書。但當病人無法自己決定時，法定代理人、配偶、親屬或所謂「同性伴侶」的「關係人」，他們到底誰說了算？時常產生爭議。

「我在日本挺你們」 G先生為人權槓上外國憲法

除了小安和傑克的案例，海外的台灣人也努力爭取同志的人權。2017年3月，一名與日本籍同性伴侶生活逾20年的台灣男性「G先生」，因逾期居留日本，將遭到遣返。對此，G先生提出行政訴訟，主張「同性伴侶無法享有異性婚姻居留資格」的限制，違反日本憲法「法律之前，人人平等」原則，成為日本首宗同性伴侶權益訴訟，引起台日人權團體關注。

日本媒體報導中的台灣籍男子G先生，下決心離開台灣時，還是個20出頭的年輕人。後來他來到日本，認識了現在的日本伴侶，決定留在日本和伴侶共渡一生。（翻攝自朝日新聞）

在日本居住已逾23年的台灣籍男性G先生，為了解決延宕逾20年的逾期居留問題，向日本法院提出「在留特別許可」申請；由於這項申請一向只適用於異性配偶，G先生的申請不但未獲得准許，反而遭東京入國管理局發出「強制驅逐命令書」強制遣返。為了爭取和異性伴侶平等的法律權利，G先生2017年3月以遣返令違反日本憲法「法律之前，人人平等」原則，向法院提出行政訴訟，成為日本史上首宗直接涉及同性伴侶法律權利的案件，在台日兩國受到關注。

G先生表示，日本是目前G7（七大工業國）中唯一尚未承認同性伴侶婚姻合法性的國家，LGBTQ人權狀況甚至落後於台灣，他希望透過自己的訴訟，讓日本政府改變。

雖然身在日本，但G先生也十分關注台灣的同運，2017年、2018年同志遊行時，皆透過公開信的方式為同志加油打氣，期許婚姻平權公投過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