簡嘉達／台灣法警工會發起人彼時彼刻，荷槍實彈的十餘名員警，在黑暗中，一手拿手電筒，一手持長槍登上二樓，就定位後，先對空鳴槍，接著喝令屋內眾人，「不要動，舉起雙手」。眾人一聽馬上舉起手來，數秒後，員警卻又突然開火，接連槍聲大作，子彈漫天橫飛，屋內多人中彈倒地：有人是頭部中彈，子彈留在腦部；有人是背後射入的子彈從前胸貫穿而出；有人是頸部射入的子彈卡在右肩筋肉裡，身體在血泊中不斷抽蓄著。槍聲停止後，暗室裡盡是傷者哀嚎聲，員警一擁而上，逮捕屋內一行人並關押於拘留所。中彈者傷勢嚴重，經苦苦哀求，至翌日凌晨2點，才送到彰化基督教醫院救治。這不是電影情節，而是真實發生在1946年的「員林事件」。事件當日，由台中地方法院法官蘇樹發簽發拘票，飭令「法警」王朝枝、黃清耀、陳清漢等3員執行拘提，並會同奉台中地方法院代理院長饒維岳命令協助緝捕，由典獄長兼看守所長賴遠輝帶隊之監獄看守（監所管理員）17人，赴當時位在員林的台中縣警察局，拘提警官許宗喜到案。隨後，一行人竟遭台中縣警局督察長陳傳風，及「趕來支援」的北斗區警察所所長林世民等十餘名員警圍剿，於警局二樓會議室遭開槍射殺，其中法警黃清耀與看守李喬祿等人身受槍擊重傷倒地、其餘入局法警及看守則被逮捕關押在拘留所。法警拘提警察，竟遭員警開槍射殺！當年的《民報》報導「員林事件」時，冠以「聳動台灣人聽聞的員林血案」。「員林事件」之所以「聳動台灣人聽聞」，主要是台灣民間於日治時期1919年司法改革後，已漸形成「司法獨立」的觀念，與民初統治台灣當局存有巨大的法治觀念落差，而「員林事件」摧毀節制行政權的最後一道司法防線，也因此在1947年2月27日「緝菸事件」發生時，台灣人民已無法相信一黨專制下的跛腳司法，還能夠實現什麼司法正義。義憤不平的群眾集結至行政長官公署前討公道，最後全面引爆成「二二八事件」。彼時彼刻，恰如此時此刻。這段歷史並非明日黃花，當時的傷痕和改革阻力，至今還遺留在台灣的社會與體制中。70年過去了，「司法獨立」及「司法正義」，依舊與台灣人民的期待存有落差。此外，讓人不禁唏噓、感慨的是：「員林事件」中的主人翁「法警」，本要依法執行拘提，卻因為「人力不足」，還要法院院長調派監所管理員支援；由於「裝備簡陋」，法警執法過程中竟被繳械、圍剿，還遭到槍殺，導致多人重傷險些喪命。哀哉！原來法警「人力不足」及「裝備簡陋」等問題早是由來已久的陳年舊帳。沒有「歷史記憶」，談什麼「轉型正義」！可偏偏「法警」，就這樣被遺忘了70年。遺忘，讓法警成為「消失的司法工作者」。在台灣社會上，法警不像一般警察那麼為人熟知。或許當人們讀到「員林事件」中法警奉派拘提警察的歷史，還會產生「法警可以抓警察？」、「法警是警察嗎？」等疑問。質言之，法警乃是依據《法院組織法》、《司法人員人事條例》、《公務人員任用法》等規定任用，配置於法院與檢察署，職司輔助偵查、審理、執行之「司法警察」。按《法院組織法》學者之分類，「法警」為「院內司法警察」，亦稱為「專職司法警察」，由於貫穿司法案件的程序，從犯嫌或被告的緝捕、拘提，到押解、看管、戒護、執行等，均由法警肩負第一線的任務。因此，法警實為司法系統運作之重要環節，其職責攸關司法安全之維護，以及司法正義之實踐。我國長期輕忽「法警」在「司法獨立」及「司法正義」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，同樣的問題，竟可以存在70年之久。相較於美國，於開國之初，即對法警格外重視，不僅法警體制完善，而且人力充足、設備精良：1789年，美國第一屆國會通過美國聯邦司法系統的司法法案，同時創立了美國法警局，由司法部長直接管轄，法警局長更由美國總統任命並由國會同意。美國司法系統分為94區，每區設一法警分支單位，有一位首席執行法警，及若干執行法警督察和「不限數額」的執行法警，除配備制式手槍外，尚攜帶額外的輔助武器，更設有「特勤行動部隊」待命支援。我國法警與美國法警，雖同樣負責保護司法安全和輔助司法系統運作，然而處境上，卻可說是天差地別！此時此刻，「員林事件」這段歷史，讓我們警醒：司法正是防守民主、自由、法治的最後一道防線，當司法遭到嚴重斲傷時，更讓我們看見前人勇敢地以生命來捍衛她！我們應當做個有記憶的人，不該遺忘歷史，更不該漠視那位處司法基層第一線的法警。法警是司法系統上24小時持續轉動的小齒輪，維繫司法系統的正常運作，一旦片刻停擺，便足以造成司法的大崩壞！令人遺憾的是，當前台灣法警體制現況，無論在人力及勞動正義上，仍猶如那70年前的貧瘠土壤，亟待我們來灌溉、翻轉。我們相信，唯有改善司法基層困境，司法才得以在前人的血淚基礎上深耕，才能確保得來不易的民主、自由、法治，以及那不再流血的未來！ 報導來源：蘋果日報【原文網址】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