◎李紀 圖◎吳怡欣
結束高中教職，正是暑夏季節，我開始在高雄一家報紙的台中分社擔任記者，主跑的是文教新聞。比起以往每天一早就要到學校，新的工作較有彈性，常常是上午十時左右才去市政府新聞聯絡室報到。一些記者會先到那兒交換新聞情報，看看議題，然後就到教育局串門子，看看有什麼事情。
剛開始時，還是有些不慣。比起教書，太動態了。原來跑新聞不只是在一些機關等新聞，還要到有新聞的地方。不過，文教新聞還算靜態，教育方面無非各級學校的人事物，而文化新聞則是當地藝術家、文化人的動態。所幸，被視為省城的台中，區域並不大，市政機構大多在中心區，府會也鄰近，距我住家也幾條街之隔。
每天午後，記者們都會回到報社寫稿，並將各路線記者的稿件一起打包，由工作人員帶到火車站，送上台鐵的固定班次快車，寄送到總社所在地的火車站，交由報社人員領取。截稿後的急件就經由傳真寄送。大約二點到五點時間，辦公室的記者同事，大家振筆疾書。每天大約要寫個二千字到三千字，多篇報導，也包括署名的特稿。
稿子交出寄件後，就鬆了一口氣。記得，因為跑文教新聞的關係，我也認識了一些居住在台中的隨國民政府來台的藝術家、作家、詩人。有時，也應邀參加聚會，那也擴大了我的見識。本土的、外省的、出身不同、境遇不同，儘管一樣畫畫寫作，但不同的歷史際遇也反映在生活情境。
從中華路轉到公園路，除了夜市還有一些舊書攤，福音教會就在街上，形成某種風景。我常去一處詩人擺設的舊書攤看看有什麼書，也把在其他書攤買到的三○年代中國詩人詩集，拿去給同樣擺書攤的詩人看看。從軍中退伍，以擺書攤謀生的詩人知道我曾在他所屬的《創世紀》發表過詩，很喜歡跟我交談。後來，他知道我曾在《草笠》批評過他們詩社的老大，也不覺得怎麼樣。我常聽他談到從中國被拉入軍隊，糊里糊塗一路跨海來到台灣，從啃饅頭過日子到擺舊書攤營生的滄桑。
因為擔任文教記者，我也報導過擺舊書攤的詩人。看他談到詩那種彷彿生命裡因為有詩而願意活著的一股勁兒，我心裡也有一些敬意。雖然像我這樣讀詩，也寫詩、並嘗試著譯詩的人，也不盡讀得懂他的詩，常常是一些誇張的語句，似乎要燃燒生命，一些突兀概念，說什麼超現實主義，望文生義，後來又成為中國的超現實主義，在西方化與中國化之間擺盪，迷惘中像在追尋什麼，語言中的一些誇張手勢揮舞著。
早春女孩從專科學校畢業了，曾經和我在一張小小單人床，談著談著就那麼睡著了的她，常常在晚上來到我的住處。在自己家經營的鐘錶店幫忙的她，散發一股青春的氣息，比起我常想起的初戀女友梨花，在高中年紀就像冬天，讓人感到某種冷意，她有一股熱情，一股春天的暖意。
有一晚，早春女孩把她裝框的相片放在我書桌，說是要看著我。她來找我時，我正在寫一些東西，想起自己失去的戀情，一種不復返的戀眷。我因這樣的戀眷的糾葛不安而未竟高中學業就離校，想要過浪蕩的一生，先去當兵。但後來又考進大學，修習了歷史。但在一次逆反之旅，並無法挽回自己先說要拋棄的戀情。在島嶼南方，有我遺落和失去的夢。我執意在那夢中，但早春女孩似乎在推開我那個夢。
那一晚，她又留下來陪我。看著她，梨花的影子彷彿過去的春夢又在我眼前出現。我們少小的戀情經歷的肌膚之親，一幕一幕在我心中浮顯。曾經引領我手探觸她身體，又共同經歷了初愛，烙印了愛的痕跡。那些已成追憶的往事似乎纏繞著我，而且又引領我的手纏繞早春女孩。我們相互脫卸了身上的衣服，在時間的過去和現在糾葛的氛圍裡，我端視她裸露的身體上白晢的肌膚，撫摸著她的胸口，並且把自己的頭沉埋在那彷彿山谷的乳溝裡。閉上眼睛的她，只有喘氣的聲音，身體蠕動著，依附我的身軀。我知道早春的女孩不是梨花，我輕聲喚著她的名字，她的名字有雲，彷彿一片雲，飄來與我相敘。
比起初戀時，兩個還是高中生的生澀沉重愛戀，新的戀情輕盈多了，既不須煩惱學業，也沒有其他負擔。就像一片雲，她飄然而至，又飄然而去。她從不過問我曾有的戀情，只滿足於相互廝守時的歡愉。一位開朗的女孩在不怎麼開朗的我的人生裡，彷彿是一些笑聲，清脆悅耳。有時候，她會問我一些採訪新聞的事情，她也會談在家裡鐘錶店的點點滴滴，還透露說她是福州人的家庭，並且以母語調皮地講一些笑話。什麼「福州田太多，厝燒了了。」意思是：「胡椒摻太多，嘴燒了了。」從日治時期以清國僑民定居台中，其實她的家族早已是台中人。
早春女孩讓我從失落的初戀裡重拾新愛。我把梨花藏在內裡的一個角落，在新的戀情裡迎向人生。我不知這一片雲是我人生的過客，或停泊之所，也不想知道，不像初戀時那樣一心一意地寄託。不想讓戀情成為鉛錘繫住自己，不想重複那種難以言喻的痛，只是輕輕地用手細心地托住浮在其上的雲絮，一種無以言說的輕，不在心裡形成負擔的輕。
有一晚，我去拜訪在師專任教的一位畫家。熟悉「五月」、「東方」畫會，也曾師事李仲生的這位畫家，畫畫也寫評，對於時興的抽象藝術有一些見地。我是在一次台中地區畫家的聯展時，在他畫作前端視良久，他走到我身邊跟我寒暄時，約好了去畫室看他。說是畫室，不如說是教師宿舍的一隅，把一個房間當做畫畫的地方，一些美術書冊就在牆角的書架上。這位對藝術思潮具有興味，也頗健談的畫家和我一起欣賞他的作品，談了在台北的美術界，有一種熱情洋溢的夢想。
我向他提到日本小說家芥川龍之介的一篇短文〈泥沼〉，是述及畫展裡，有一位作家在一幅無名畫家的作品前凝視許久。一位記者好奇地問說何以然？這位作家以「傑作」讚歎那幅作品。而這位記者向作家說，畫作的那位無名畫家不久前才自殺身亡的故事。在文學藝術領域，作品的條件和作者的名聲常常不一定成正比，走文學和藝術這條路就必須面對這樣的殘酷現實。
從畫室回到住處，看見屋子裡亮著燈光。春天女孩常飄然而至，應該是她吧。有房間鑰匙的她，可以自由出入，但有時候我未必在。打開房門，我看到側睡在床舖的她，等太久睡著了。我沒有叫醒她，只把房間的燈關了，靜靜地陪在旁邊。但沒一會兒，她就醒了。轉過身來，她的一隻手繞到我的頸項，嘴唇觸及我的嘴唇，熱烈地親吻起來。昏暗的房間只有從窗口照進來月光，一輪正逐漸上升的月亮像一盞燈，從高高的天空照下來。我租居的二樓洋房屋頂層加蓋的木屋彷彿被月光梳洗著，那微光照著春天女孩的肩膀、髮茨，有一種朦朧的美，好像一座森林，而我正走進森林，並迷失在其中。我翻過身來，讓她平躺在床面，輕輕地脫掉她的衣衫，讓月光灑落在她的乳房，並用手撫摸她的臉，從她的耳際而頸項，而胸口，而肚腹，而股間，並且燃起激情的火，兩個人就這樣廝磨著。第二天醒來，陽光從窗外照進來，彷彿聽得見屋外路樹的葉子被微風吹動的聲音，而鳥的吱喳聲也在耳邊交響，還有車聲。
白天跑新聞、夜晚寫作。白天是工作、夜晚是興趣。寫自己想寫的詩，也寫小說以及散文，還有一些文學的評論。我知道自己不一定會在台中停留多久，在這個城市周邊當兵，在這個城市讀大學、教書、擔任新聞記者，算下來八年了。島嶼南方的童年、少年時代記憶仍然深刻印記在腦海。從島國之南恆春半島車城的不到一年小學生涯，到初中在屏東、高中在港都高雄，不到二十歲就離開。但童年、少年時代，島嶼南方海的記憶，田園的記憶、大武山的記憶，往來屏東高雄搭乘火車的記憶、高雄港的記憶、愛河的記憶、壽山的記憶、還有高中時教室磚牆上彈孔的記憶――體育老師小小聲地說的二二八事件槍決學生留下的記號，像生命經歷的形跡，在離開那麼多年，自己從少年變為青年之後，仍然那麼明晰地存在著。
也許有一天，我也會從台中離開，再向北移。為了這樣，我也注意首都的文化動態。在參與《草笠》的編輯事務之外，也思考如果到台北要從事什麼工作。我知道不能靠寫作為生，我也不願意以寫作為生。在我心裡一直記著法國作家A．紀德所說的：「如果有人限制我不能寫什麼，我會自殺。」以及法國詩人保羅．梵樂希：「如果有人強迫我一定要寫什麼，我會自殺。」的名言，我想純粹地寫作，純純粹粹，不為五斗米折腰。可以跑新聞餬口，但不要以文學寫作謀生。這是我的信念。
因參與《草笠》編務，在一期刊物發排了詩人非馬的一首詩〈魚與詩人〉：
躍出水面
掙扎著
而又回到水裡的
魚
對
躍進水裡
掙扎著
卻回不到水面的
詩人
說
你們的現實確實使人
活不了（待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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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◎吳怡欣
報導來源：自由時報【原文網址】